訪：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桑坦德經濟學教席教授朱 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原副校長董小麟 

　　新發展格局是我國主動積極的戰略抉擇

　　問：“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基于什么考慮？新發展格局將給我國經濟未來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徐洪才：這是基于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變化，做出的現實選擇。當前情況下，如果我們再過多依賴外部需求發展，顯然不可持續。另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經濟結構也在逐漸調整，經濟發展方式逐步轉變。從經濟結構的調整來看，服務業和消費對推動經濟增長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逐年下降。這反映了一個趨勢，就是經濟內循環、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上升。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對外貿貢獻的依存度逐漸下降符合客觀規律，這也是我們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持經濟平穩發展的客觀需要。

　　當然，我們也要避免一個誤解，那就是，經濟增長對外貿依存度的降低，表示著經濟開放水平的降低。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存度低，并不意味著其開放度就低。比如，美國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但美國經濟的全球化水平仍然很高，尤其在規則層面上，如關稅水平、市場壁壘、貨幣自由兌換等方面。因此，我們要特別注意，降低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存度，擴大內需、暢通經濟內循環與提高經濟的開放水平，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對我國來說，新一輪擴大對外開放不僅僅是數量擴大和要素自由流動，更多的應該是制度和規則與國際對接。這是新發展格局下，我們繼續擴大開放的一個特點。

　　朱天：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一定是要兼顧的。同時要看到，國內市場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最近十幾年一直在上升，即使政策沒有變化，中國經濟也將順著這個趨勢發展。其實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在中國整個GDP中的比重就一路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遠遠快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因此隨著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我們出口的增長速度（也就是海外需求的增長速度）必然會慢于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出口的占比就會下降。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貿易的依存度自然低于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如新加坡、瑞士和韓國。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它的出口占GDP比重僅為12%左右，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也比中國要低。所以，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還會繼續下降，這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問：為何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有觀點認為，我國新發展格局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因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劇導致的被動應對。對此，您如何看？

　　徐洪才：我們是制造業大國，產業鏈完整，配套能力強。在此基礎上，我們要穩步推進產業鏈的高端化，以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受疫情影響，有些產業鏈的鏈條斷了，我們不僅要修復產業鏈，還要加強產業鏈的競爭力。對于個別的“卡脖子”環節、技術含量比較高的關鍵領域，我們還要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以避免“斷鏈”風險。在目前全球都受到疫情沖擊的大背景下，我們暢通經濟內循環意義非同小可。

　　董小麟：從國際經驗看，大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強大的內部經濟循環體系；一般來說，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通常它的經濟外向度是不可能太高的。我國國內市場空間其實還遠沒有開發完，內部市場潛力還很大，本土經濟發展還有增長空間。

　　還要注意，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過程中，沒有辦法實現新的突破，結果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們加快發展國內大循環，有助于為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創造新的增長空間。此外，我國有條件做好內循環的文章。中國不僅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而且擁有超大規模市場、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等。

　　因此，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大國，無論從風險規避還是長遠發展看，這樣做既有必要性，也有較好的條件，更是我國主動積極作為的體現。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做減法而是做增量

　　問：如何認識國內大循環與擴大開放的辨證關系？新發展格局下，中國怎樣繼續擴大開放？

　　徐洪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我國一以貫之的戰略抉擇，不會改變，只會加強和擴大。所以，近年來我國服務業開放，特別是金融服務業開放，一直在穩步推進。要推進高質量、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就必須推進制度和規則層面的開放。比如，在推行負面清單、市場準入制度方面，在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我們都要對標國際高標準，這個方向是不會改變的。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依然是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董小麟：開放的內涵應該是雙向開放。我們強調對外開放，同時我們也強調對內開放。現在，我國依然是要開放，將繼續參與并推進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但同時，為了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更加穩健，也為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同時朝著下一個目標穩步前進，我們必須要加強經濟內循環。但這并不是簡單的增減或者說此消彼長，不是說要削減外循環。應該說，這是一個增量，我們要做的是增量。

　　繼續擴大開放，一方面要實現更加全面的開放。原來我們的市場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但從分散國際市場風險、規避不確定因素來看，可能我們還需要更加全面地去尋找新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要優化貿易結構，既包括區域結構市場的優化，也包括產品結構的優化。在區域上，要著重考慮那些我們具有相對優勢的市場；在產品方面，既要優化物資商品貿易，也要注重加強服務貿易。

　　朱天：對外當然還是要繼續擴大開放。從國際貿易的理論上來講，就算對方不開放，開放的一方還是有利的。所以，對于開放，國家也已明確，會加大開放力度，堅持推進全球化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也不應該變。但也要認識到，今后的對外開放并不意味著中國出口總量的不斷增長，而是出口的品質和附加值的提升。比如以前我們出口的更多是中低端的產品，以后可能更多是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會相互促進，國際貿易會繼續，而且會更多地強調對等，強調市場化和法治化，各種企業主體之間可以展開平等、公平的競爭。

　　要修煉好內功，提升國內經濟效率

　　問：優化國內經濟循環與擴大內需之間是何關系？如何把握好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

　　徐洪才：擴大內需是暢通經濟內循環的重要內容。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投資和消費。投資中的房地產投資和基礎建設投資，要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效率，但是更要側重高科技領域、高端制造業的發展，建設制造業強國。而消費則要從就業和收入兩個方面來著手。通過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通過“雙創”、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最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促進“啞鈴型”的收入分配結構向“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轉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是未來“十四五”期間的重點任務，也是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朱天：我們要認識到，內需其實并不只是消費，對經濟影響更大的是投資。在一個經濟周期當中，消費的波動相對較小，波動主要表現在投資上。我不認為目前是消費需求限制中國的經濟，中國近幾年增速下降較快的是投資需求而不是消費。在投資問題上，最需要關注的是民營投資，民營投資減少，經濟就會顯現疲軟態勢。提升民營資本投資動力，這是關鍵。這需要為投資營造一個良好的營商環境，需要提升政策延續性。政府不需要對民營企業有太多微觀上的干預，要注重培養投資者的信心和安全感。

　　問：如何實現“雙循環相互促進”？在您看來，要重點關注哪些問題、做好哪些準備和應對？

　　董小麟：要看到，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經濟內循環做大做強做優以后，客觀上能夠帶動經濟外循環。因為我們都知道，國際上投資者、外資企業來中國的最突出動機就是因為中國有市場、市場潛力大，但原來可能主要是針對中國沿海地區市場。如果經濟內循環發展起來，內地的需求大了之后，可能進一步促進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對更好實現經濟外循環帶來積極效應。同樣，經濟外循環也可以帶動經濟內循環。通過經濟外循環，可以把國際上先進的營商環境建設經驗、先進的技術、企業管理經驗吸收到國內來，以開放來促改革促發展，優化經濟內循環，推動中國的改革發展進程。

　　徐洪才：還是“引進來”“走出去”兩個方面。在把外資引進來這個方面，還是要通過減費降稅、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等來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對外資的吸引力。另外，我們還要繼續推動對外投資，對外投資要和我們國內產業發展轉型升級相配套，要以我為主，外部的市場和資源都要為我所用。要防控對外投資的一些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合作當中，特別要注重防控財務風險。因為我們對目標市場的情況了解得還不夠充分，所以更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投資之前要做好功課。

　　朱天：每個國家發展經濟的關鍵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修煉好內功，就是要提升國內經濟效率。無論是對企業，還是國家，要想獲得中長期發展，都要做好三件事情：投資、教育和技術進步，這是帶動經濟長期增長的三個關鍵點。對于企業來講，就是要做好人才培養、不斷實現技術進步、不斷投資于新的生產能力。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還很大，不用太擔心國際政治和貿易爭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市場這么大，中國經濟很大程度上可以實現內循環，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將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只要我們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中國最好的日子還在前頭。

　　廣東要“雙肩挑”，做好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文章

　　問：此次政治局會議首提“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強調從持久戰角度認識中長期問題。這體現了怎樣的政策思路？

　　徐洪才：這體現了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要相結合的發展思路，既要考慮眼前又要兼顧長遠。為了更長遠、可持續發展，面對經濟周期，我們要努力削峰填谷，通過宏觀調控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無論是“逆周期”調節，還是“跨周期”調節，其內涵都有相一致的地方，都是要減少經濟的波動性，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董小麟：應該說，這是政策不斷完善的過程，是為了使中國經濟整體發展更加穩健而做出的政策優化。從“逆周期”調節到“跨周期”調節，意味著制定政策不再局限于被經濟發展周期牽著鼻子走——比方說，經濟一冷了就趕緊放水、放貨幣出來，然后經濟一熱了又趕緊收縮，這種治標的方式會減少；而是控制好國內貨幣的整體供應和通脹問題，更多地采用開發市場本身以及讓實體經濟更好發展的方式來促進經濟發展。因為如果不放眼更長遠去看問題的話，政策的時效性可能就很短，變成短期行為。雖然市場有時候會有短期行為，但是我們說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那么政府就應該彌補市場的不足，應該以更長期的行為來彌補市場短期行為可能帶來的一些不利。

　　問：當前形勢下，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外貿大省，如何立足“大循環”打通“雙循環”，在新發展格局中育新機、開新局？

　　朱天：廣東是國內在開放方面做得最好的地區之一。廣東有豐富的、上下游完備的制造業供應鏈，且在產業升級方面走在全國前列，有的高科技行業已經在追趕發達國家。同時，廣東的民營經濟相對比較發達，廣東的發展空間值得期待。需要注意的是，廣東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發展水平相對來說已經比較高了，增長速度自然就會慢下來，今后要將重心放在提升發展質量上。

　　董小麟：一方面，廣東要參與到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積極提供支持助力；另一方面，從自身發展來看，也要做好省內的雙循環文章。為此，要給粵東西北“造血”，增強其經濟發展能力，更好暢通經濟內循環。同時，廣東肩負著站在改革開放前沿，做好外循環文章的責任。所以說，廣東要“雙肩挑”，特別是要用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有很好的區位優勢，一方面要依托大灣區更好地整合自己的內部資源，包括港澳資源；另一方面，面向國際市場，整合國際資源。我們要用好大灣區優勢，既要繼續做好世界工廠，同時也要做世界商店，做世界的銀行。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制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等，都要不斷優化提升。因為這樣，在做好外循環這個文章的同時也能夠反饋給內循環，實現雙循環相互促進。

(來源：廣州日報)

責任編輯：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