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分析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怎么看？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會有不同的觀點，基本的事實大家都是認可的，就是我們經濟的恢復超出了預期。

　　超出預期的原因，剛才元春校長做的解釋，我認為是正確、到位的。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我國在疫情沖擊前所未有、經濟社會發展挑戰前所未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挑戰下，更好地發揮了政府的作用。

　　所以，在全球疫情危機之中，我們國家的經濟先是陷于停擺，后來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政府更好地發揮了作用，使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我認為這個恢復的原因是，政府發揮了更好的作用，可以稱之為“外力恢復”。

　　談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還是得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我們現在應當要考慮這種外力恢復怎么轉向內力恢復。內力恢復就是讓市場有一種內生的動力，來實現自我恢復。

　　好像新冠肺炎患者一樣，首先是靠藥物來控制病情，最終愈后怎么樣，還是靠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免疫力，也就是內力起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經濟體與患者也是類似的，治理經濟與治病的過程是可以做一點類比的。我們現在更多的是借助于強大的外力，各種各樣的政策一起出來，所以，疫情的沖擊得到了有效的對沖，從而使各方面的經濟指標出現了超預期的表現，但最終還是要從提升內力方面下功夫。

　　我認為這是宏觀政策應當考慮的重大問題。不要看現在的效果好，覺得政策還可以再加力，或者政策還可以照著原有的路徑、著力點去發力。我認為，要根據經濟運營狀態的變化，綜合考慮到國際國內各方面的情況，從外力為主逐漸養內力，支撐內力，要靠內力來實現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實現正的增長，這是我們在判斷當前經濟形勢時應當考慮的根本性問題。

　　我們的經濟內力怎么樣呢？放在更長時期來看，經濟內力就是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從更長時間跨度來看，經濟增速總百分之十幾，兩位數降到個位數，2019年也就6.1%的樣子，今年受到疫情的沖擊，一季度出現了負增長6.8%。所以，從更長時間跨度看，潛在要素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是下降的，這是不是一種趨勢呢？也不好說它是一種趨勢，至少在中期這個時間段來看它是下降的，這是事實。

　　放在中期框架里來看，現在疫情沖擊導致更大程度的下滑，可以說斷崖式的，現在靠外力來恢復能恢復到什么樣呢？能不能恢復到2019年6.1%的增長呢？很多的預測表明，2020年經濟增長是很難達到6.1%的水平，大多數預測就是正增長2%-3%的水平。

　　所以，很顯然這種疫情的沖擊不僅僅是外傷，實際還是會帶來內傷。這個內傷表現在對供給側、需求側、實體以及對整個社會的心理，還加上全球外部環境的極大變化，在這些方面綜合形成了內傷，這種內傷要恢復過來是需要時間的。

　　我們怎么樣通過外力來培養這種內力，增強經濟自身的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呢？還是要從行為主體角度考慮問題，報告里講到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其實不僅僅是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發生變化，社會主體的行為模式，像居民家庭的行為模式也發生了變化，還包括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其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樣去激活不同層次的經濟主體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是至關重要的。是實現內力恢復的一個根本途徑，各種各樣的政策是階段性的，比如財稅減稅政策，也是階段性的，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有的延續到明年，根據情況明年再具體考慮。總之，現在的政策是階段性的政策，再加上制度性的安排，但以階段性的救助政策為主。

　　所以，這種外力很顯然是在特殊情況下的一種特殊措施，不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要培養這種經濟的內力，有的要形成制度性安排，需要體制機制的創新，這方面可能變成下一步經濟轉型升級、內力增強的一個關鍵了。

　　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很多這些問題，改革和當前的政策怎么樣有機地結合，我們談政策的時候怎么樣把改革考慮進來；談改革的時候怎么樣把政策也考慮進來，就是實現改革和政策的統籌考慮，統籌協調，而不是改革和政策兩張皮，談政策只管政策，騰改革好像只管改革，這恐怕政策的效果和改革的效果都會打折扣。

　　因為任何政策的制定、實施、傳導都有個體制基礎。如果體制基礎同時得到改善，那么政策的傳導效果就會更好。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在政策實施的體制基礎上沒有下更多的功夫，那么這些政策的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從這點來看，把當前的政策和當前的改革怎么有機地結合起來，是需要關注的。

　　現在一些政策之所以目前預期的那么好，或者有些宏觀政策的問題，比如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問題，其實也有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今天在討論，其實是一直都在討論，還有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民營企業發展信心的問題等等，已經出臺了很多的政策，但這些政策效果不盡如人意。所以，就不斷地出問題，不斷地出政策。其實我們實施的這些政策的體制基礎可能還不夠完善，這恐怕是我們需要去充分考慮的。

　　政策是沒法脫離體制基礎獨立地發揮作用，這方面恐怕要有中醫思維。就是你單味藥沒有其他藥的配合，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甚至還會產生抗藥性，在這種條件下，即使不停地出這樣一些政策，也很難以達到我們預期的效果，從而增強經濟的內生動力。所以，改革或政策的有機結合，甚至在出臺政策的時候，同時考慮一些改革的措施跟進，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講的行為主體模式的變化，現在的政策、改革就是要圍繞行為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來做文章，怎么樣激發出來，這才是當前所有改革，所有政策的著力點和方向。像民營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問題，民營企業的信心問題，這就是以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怎么樣真正調動起來，這與我們的營商環境改革有關。

　　怎么樣實現公平競爭？這是老話題了，但公平競爭的問題，歧視的問題，面上沒有，顯性的看不出來，但隱性的依然存在。這些問題能不能夠盡快地解決，這是培養經濟內省動力至關重要?，F在的救助政策依然要有，不是說這些政策就不要了。在現有的政策上改革，進一步地加大力度，除了民營企業以外，國有企業也是市場主體，國有企業改革怎么樣進一步提速？在當前這種條件下，讓國企、民企形成合力，而不是形成一種排斥力，我覺得這也是培養經濟內生動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國企改革就涉及到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怎么樣真正從管資產到管資本，這種體制的改革在當前條件下加快推進，對激活國有企業的活力也是相當重要的。

　　市場主體還有小微企業，上次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搞的小微企業、小微經濟論壇的討論，我感覺也是非常好，那里面提出了很多有見解的看法。小微企業要從經濟生態角度來考慮，在高度分工的條件下，大量的小微企業和中小企業是配套的，是一個經濟的生態，如果這些小微企業沒有活力，說明經濟生態出現問題，靠大企業可能撐GDP、撐經濟增速短期內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沒有良好的經濟生態，我們的經濟內循環，國際國內的商循環可能就難以實現，產業鏈、供應鏈要實現暢通可能也比較困難。比如工業化的問題，工業化實際就是大中小企業怎么形成產業的分工協調。

　　這些小微企業更多的是做一些行業的隱性冠軍上下工夫，大企業在這種分工上，特別是在重大的技術攻關研發、集成上下工夫，國家應當在產業政策方面或區域布局方面有清晰的工業地圖，來提供這種指導，讓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企業能找到方向感，而不是僅僅完全靠企業盲目地進行摸索。這些方面也需要做的。

　　社會主體，居民就業、創業的選擇，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在疫情沖擊下，在城鎮化的概念下，在城市化率里，這些農民工統計在城市市民里，但在就業問題上、失業統計上他們又變成了農民，農民工確實具有雙重屬性，我們的統計也是雙重統計，不同的口徑，不同的標準。

　　2.7億農民工的就業，對小微經濟或需要勞動力地區，勞動力供給方面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他們就業的意愿，就業的能力，就業的技能是需要政府去關注的。怎么樣在疫情條件下進一步提升他們的就業意愿，就業的能力，特別是在脫貧攻堅中一些通過就業、外出打工脫貧的貧困家庭，他已經脫貧了，但現在疫情一沖擊，有的又回去了，出現返貧的風險?，F在經濟又在轉型升級，有的缺乏技能的農民工找工作比以前變得更難了，這些方面怎么樣去引導這個龐大的群體就業創業的意愿。

　　還有的居民是消費者，他的消費傾向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居民消費趨于保守，因為對于就業、收入前景不確定的條件下，一種本能的反應是，我當前少花錢，更多地儲蓄，以備不時之需。所以，居民儲蓄的增加，從宏觀上來看似乎是好事，我們儲蓄率提升了，也有更多的資金用作投資。但從整體來看，從供給和需求的循環來看，這有時候未必是好事。因為居民趨于保守的消費行為，對我們當前疫情沖擊下，需求規模的收縮可能會成為變數，可能會使需求的收縮進一步加劇。

　　怎么樣改變居民消費的預期，恐怕就要從就業方面下功夫，增強收入預期的穩定性；同時在教育、社保、養老等等方面也要增加居民對未來預期的穩定性，這樣短期的消費才不會在疫情沖擊下進一步萎縮，這種心理的風險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心里的風險一旦形成不是看一些經濟指標就可以利馬解決這個問題的，它會有個穩定期，這恐怕還是需要從其他方面，把改革和政策結合起來，通過這么一些措施去引導居民的心理預期，對我們國家發展的整體前景認識在這些方面要加大力度。

　　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怎么樣進一步調動起來，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當前來看，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對推動經濟復蘇非常重要。因為地方政府現在不僅僅在經濟方面發揮作用，而且在社會治理、生態環境方面也要發揮作用。現在是多重任務，多重目標，而且嚴格問責，在這種態勢下，地方政府有時還覺得找不到方向，有時候他不知道怎么干，這種情況下，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指導，在當前來看也是重要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改革，特別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怎么樣進一步推進，不然基層財政困難的問題在疫情沖擊下現在是通過2萬億救助政策去緩解，但緩解之后的明年怎么辦，后年怎么辦？這也要給地方政府以預期，地方政府有基本的財政能力，這樣他才能發揮作用，才能有主動性。

這點看，我們不僅僅解決眼前的問題，這些長期的問題也是需要通過財政體制的改革，財政政策傳導機制更加有效。從主體入手來增強內生的動力，從而使我們國家的經濟恢復從外力恢復為主慢慢過渡到以內力恢復為主，通過改革使潛在的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能得到扭轉，至少不繼續下滑，我想這樣我們經濟的發展才能穩定，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就有內生的動力了。

（本文系作者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的演講實錄）